浙江省新春第一会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省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20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以“八八战略”为指引，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开放能级不断提升，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外贸大省、从外贸大省向开放大省、从开放大省向开放强省的三次历史性跨越，实现了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制度型开放是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的必然要求。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以服务全国、放眼全球的视野来谋划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相统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制度型开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开放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深度融合的必然要求。在浙江实现从开放强省向高能级开放强省新的历史跨越中，推进制度型开放是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
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抓手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相比传统开放方式，制度型开放不仅局限于削减关税、去除非关税壁垒等，而更加强调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变革。也就是说，制度型开放更加强调对标发达国家高标准国际经贸投资协定，重视从边境上开放向边境内开放延伸。党的十八大以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逐步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层面统筹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平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自2017年成立、2020年扩区以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舟山、宁波、杭州、金义“一区四片”发展格局。近年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制度型开放的实践探索上取得显著成效，形成了一批可在全国复制推广、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制度创新成果。2024年3月，浙江省商务厅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制度型开放若干意见》。要进一步统筹好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开放发展与安全稳定的关系，主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重构新动向，创新利用外资、做大外贸的方式方法和渠道，进一步稳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型开放。
基于“五大功能定位”全方位多领域联动探索制度型开放。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被赋予以油气为核心的大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新型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数字经济发展示范区和先进制造业集聚区“五大功能定位”，基于这“五大功能定位”，联动“一区四片”全方位探索制度型开放。以全国首个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为契机，持续推动油气、铁矿石、铜精矿、粮食等大宗商品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积极推进大宗商品储运、加工、贸易、交易全产业链发展，不断深化大宗商品全产业链制度型开放。要主动把握义乌新一轮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深化的战略机遇，推动贸易方式、贸易业态迭代创新，深化新一轮外贸外资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大自贸试验区、全国首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叠加效应，大力探索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领域开放，推动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和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三数一链”数据可信流通基础设施框架和数据要素治理体系。基于《杭州市数字贸易促进条例》，在更大范围内探索数字经贸领域对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数字经贸规则。
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协同推进制度型开放。从制度型开放的具体内容看，其更加关注开放国家自身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和完善程度，更加强调市场主体在知识产权保护、劳工保护、环境标准等相关规则上的国际对接，更加关注开放国家在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国有企业、金融服务等方面的规则一致。因此，制度型开放同样要着力于向内推进市场化改革，重视清理完善不符合高标准市场体系的相关规则规制。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这些与基础经济制度相关的改革内容，既是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度型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可以说，制度型开放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内在一致的，其改革的核心都在于更好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市场经济大省，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浙江的市场活力和效率，进而推动实现相关制度的向内自我开放。
在制度型开放实践中着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制度型开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关键所在。其与传统开放方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制度型开放更加注重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不仅着眼于推动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对接转型，更加强调本国制度的对外开放及其国际影响力，以此提升本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近年来，全球经济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分工格局深度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方式、治理体系、治理制度等都发生较大变化，对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自贸试验区“一区四片”的制度型开放实践中，着力扩大国际公共产品和公共制度供给，“加快提升资源配置力、全球辐射力、制度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外开放话语权、定价权、规则权”，为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作出浙江贡献。
【作者为浙江省委党校“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衢州市委党校校委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