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技术进步对人们的工作形式、工作内容等诸多方面都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麦肯锡在其研究报告《工作的新未来》中指出，到2030年，当前工作的30%可实现自动化。另有研究指出，到2045年人工智能将取代超过50%的工作岗位。从时间维度上看，预计2025年至2030年，人工智能主要取代低技能重复性工作；2030年至2035年取代中等技能脑力劳动；此后则逐渐取代高阶知识工作者。
今后一段时间，一些重复性高、标准化程度高的工作可能成为被替代的主要对象，而这类工作在当今社会中显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替代效应已经进入加速期，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冲击。
资本替代劳动可能是大多数技术进步的基本表现形式。面对可能导致生产方式、就业机会出现重大冲击的技术变革，在一定时期中，社会心态总是可能会存在卢德主义倾向，既可能表现为明显的抵制与对抗行为，也可能表现为试图以符合某些群体所期待的方式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来限制或引导技术变革的应用途径。由此可能造成不同群体或不同社会发展程度的鸿沟，因为采用新技术的社会往往会在经济发展中获得领先优势。
从既有的经历来看，技术进步表现为“创造性破坏”过程。人类社会的工作机会总量并没有因为历次技术进步而减少，相反是在持续增加的。当然，技术对既有工作岗位的破坏是人们即时可见的，而新工作岗位的创造过程则是需要逐渐摸索的。面对技术变革，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是更为主动可为的选择。
技术进步在特定时期内对就业的净效应——是岗位创造多于岗位破坏还是相反情形，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内在逻辑，更高度依赖于政策与制度环境。针对人工智能将会大规模替代人们的就业机会，根本的解决途径只有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抵制新技术应用或被动缓冲失业影响都不是长期可行的选择。各种政策组合的基本取向应当是如何激发市场自主创造就业岗位，而不是依赖于政府对失业人群的兜底救助。这要求相关制度政策应当以增强经济韧性、促进就业创造为核心目标。经济韧性并不仅仅是社会群体承受压力时的忍耐力，更关键的是面对外部冲击时展现的灵活调整能力，从而有效抵消冲击的不利影响。
经济韧性首先来自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新技术的突破性变革与应用，通常都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无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还是90年代中后期，私营个体经济、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是新增就业机会的主要创造者，它们对市场需求的灵活反应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经济增长、居民增收的重要推动力量。有效的就业机会总是由微观市场主体创造的，竞争性的市场规则是激发市场微观主体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机制。
多样化的创新性探索是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石。技术变革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往往并非宏观规划所能预设。新增就业机会源自于微观主体的多样化、创新性探索实践。如果普遍形成的是一致性预期，或者强化来自于权威意见的引导或指挥棒功能，势必加剧“内卷”、破坏多样性的可能，进而降低应对冲击所需的灵活性。值得注意的是，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人们总会倾向于基于已有的经验做出尽量降低潜在风险的行为选择。在人们的就业选择中，这种倾向也非常明显。若以某些人的偏见强化社会总体对于专业、职业等工作选择的单一预期，进而加剧“内卷”、扼杀潜在的多样性，也将降低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收入分配的均衡性是支撑经济韧性的最终需求。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情形下，只有少数人的需求意愿有得以满足的可能，多数群体的需求意愿将缺乏支付能力。这将导致需求结构畸形并缺乏可持续性。相反，均衡的收入分配格局将为经济体长期稳健发展提供可持续的需求支撑，也更加有利于促进需求端的多样性，从而增强经济韧性。收入分配的均衡性，也将有助于社会公众普遍的人力资本投资，这对于突破性的技术革新尤为重要。虽然取得突破性技术革新总体而言是小概率事件，但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概率差异会比较小，既可能发生在富人群体，也可能发生在低收入群体。因此，增加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机会，也是在增强应对技术进步所导致的风险冲击的经济韧性。
（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二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