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联动推进激励评价机制创新。浙江新春第一会强调，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建设全面成势。培养大量能够打通科技与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高层次两栖人才，是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推进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创新，激发社会创造力，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重要支撑。
两栖人才在创新生态系统中的独特价值
所谓两栖人才，是指能够在科学研究与产业实践两个领域之间双向切换，既具备扎实理论功底又拥有丰富工程经验的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这类人才的核心特征在于具备双向思维转换能力，既能理解学术界追求普适性原理的科学逻辑，又能识别产业界在特定约束下寻求最优解的工程思维。从能力结构看，两栖人才呈现π型结构：两条纵轴分别代表理论研究与工程实践的专业深度，横轴体现跨领域整合与问题转化的能力宽度。这种能力结构使其能够实现理论突破与技术应用的有效连接，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现代创新生态系统中，两栖人才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独特价值。
知识转移的催化剂。基础研究产生的知识往往具有隐性特征和情境依赖性，难以通过论文或专利完全编码，需要人才的跨组织流动才能实现有效转移。两栖人才凭借其在学术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深度体验，能够准确判断哪些理论成果具有转化潜力，哪些技术路径在工程实现中可能遇到障碍，从而大大降低技术转移的风险和成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创新网络的连接器。科技创新需要整合来自不同领域、不同组织的异质性资源，包括科学知识、技术能力、制造设施、市场渠道、金融资本等。两栖人才凭借跨界经历和人际网络，能够识别互补性资源，促成跨组织合作，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技术不确定性的评估者。由于同时具备理论判断力与工程实践经验，两栖人才能够更准确地评估技术可行性、成本可控性、市场可接受性，帮助决策者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
下一代创新者的导师。一位既有学术造诣又有产业经历的教授，能够在培养学生时同时传授理论知识与实践智慧，帮助学生建立问题导向的科研思维，对造就下一代两栖人才具有示范效应。当学生看到导师不仅能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还能够将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产业实践、解决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时，他们更容易形成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价值观，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主动寻求跨界发展的机会。
推进两栖人才培养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在两栖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也面临人才评价标准单一化、人才培养模式与产业需求的错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约束、创新生态环境的发育不足等诸多挑战，亟须采取以下几方面举措加以破解。
一是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时代两栖人才培养的新特征。与传统工业时代不同，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创新呈现迭代速度快、应用场景广、跨学科融合深等特点，对两栖人才的能力结构提出更高要求。未来大学正从知识型教育转向创新型教育，知识生产与获取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人工智能可对知识点进行更为细小、精准的识别与抽取，传统课程内容能够被拆解成更小、更易理解的部分，每个知识点则由最擅长的专家进行设计和讲解，从而在确保教学内容权威性和前沿性的同时，减少传统知识框架对创新的束缚。
在人工智能时代培养两栖人才，就需要重新思考“培养方案”与“成长方案”的关系。人工智能技术使未来大学能够实现对学生学习状态的实时监测和分析，根据学习者个人特点定制个性化学习计划、规划学习路径、监测学习进度、评估学习成果。而学生可在向人工智能求解感兴趣问题的过程中，更好地培养人机共生思维与技能，提升个性化学习能力、思维能力、交往能力、合作能力，以及同理心、信任、仁爱、关怀等伦理价值。教师角色也将从传统的知识传递者演变为学习项目的引导者、管理者和学生学习与发展数据的研究者。
二是强化制度政策供给，畅通双向流动渠道。首先，学术界应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打破单一的学术评价模式，将技术转让、产业服务、社会贡献等纳入评价指标体系。对于理工科教师，应明确规定技术转让收益、企业横向课题、产业化项目等可作为职称晋升的指标。可采用代表性成果评价方法，允许教师自主选择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平和社会贡献的成果参与评审。这些成果既可以是论文，也可以是技术专利、工程方案、产品原型等。评审专家应包括学术同行和产业专家，从理论创新和应用价值两个维度进行评价，避免单纯以学术标准衡量所有类型的工作。
其次，畅通双向人才流动渠道。对于高校教师，放宽兼职创业限制，明确在不影响教学科研本职工作、履行利益回避义务、按规定报备审批的前提下，允许教师担任企业技术顾问、兼职研发人员甚至联合创始人。对于企业人员，高校可设立产业教授、工程教授等专门岗位，面向在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并取得突出成就的高层次人才，不要求其必须具有传统学术背景，而以产业贡献和技术水平为主要评价标准。
最后，打通编制壁垒，实现身份灵活转换。人社部门应研究制定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人才流动的配套政策，在编制管理、社保接续、职称互认、工龄计算等方面建立衔接机制，降低人才跨界流动的制度成本。例如，探索建立“数字身份”管理系统，通过区块链等技术记录人才的完整职业轨迹、技术贡献、项目经历等，实现跨单位、跨部门的信息共享与资质互认。无论人才在高校、研究机构还是企业工作，其能力认证、信用记录、社保权益都能得到连续性保障，为人才提供更加公平透明的发展环境，激励更多优秀人才在学术界与产业界之间自由流动。
三是创新产学融合培养模式。对于工程类博士研究生，应大力推行产学联合培养模式，要求学位论文选题来源于产业真实技术难题，研究过程在高校与企业之间交替进行，由学术导师与企业导师共同指导，论文既要满足理论创新要求，又要体现工程应用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联合模式，建立企业深度参与的培养机制至关重要。应鼓励行业领军企业与重点高校共建联合培养基地、联合实验室，企业提供真实项目和技术资源，高校提供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持，学生在实战中提升能力。企业导师应纳入高校导师队伍管理，享有招生、考核评价等权利，并给予相应的荣誉和物质激励。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是另一重要方面，工程类学科应增加案例教学、项目式学习的比重，邀请企业技术专家进课堂，将产业前沿技术和真实工程挑战引入教学过程。
此外，还应对传统人才培养路径进行大胆创新。人才成长往往不是线性的“本—硕—博—工作”模式，而是“实践—理论—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可以鼓励本科毕业生先到企业工作若干年，积累产业经验并发现真实技术问题，再返回高校攻读博士学位进行深入研究。高校应为这类非传统生源提供专门的招生通道和培养方案，认可其工作经历的价值，导师选配上优先安排具有产学研背景的教授。
四是通过“四链融合”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强化企业在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组织科研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一方面，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对研发费用按照一定比例给予财政补助。另一方面，要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上下游企业、重点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产学研创新联盟，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
资金链与人才链的融合是保障。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壮大耐心资本，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满足两栖人才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既要建立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鼓励企业深度参与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从培养方案制定、课程体系设计到实践环节安排，都要充分反映产业需求。也应建立人才与项目、企业的长效对接机制，通过实施“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等人才双向互聘制度，让高校科研人员能够深入企业了解技术需求，让企业技术人才能够走进高校传授实践经验，形成人才、知识、技术在产学研之间的充分流动。
五是培育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应大力发展新型研发机构，作为连接高校与企业的桥梁。这类机构应实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同时保持一定的学术自主性，既承接企业委托的应用开发项目，又开展面向产业需求的前瞻性研究。高校教师可到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兼职，与企业技术专家共同解决产业难题，共同培养研究生，形成人才、技术、资本的深度融合。
完善科技金融支持体系是解决资金瓶颈的关键。应鼓励商业银行开发适合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如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科技成果转化贷款等，缓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问题。重视培育专业化的科技投资机构，提升其对技术项目的识别和评估能力，避免伪技术项目骗取投资。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风险补偿机制，对投资失败的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损失补偿，降低资本投资早期科技项目的风险顾虑。
在营造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方面，应加强宣传引导，树立科研人员参与产业创新的正面典型，消除社会对科技成果转化获取经济回报的偏见。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对于在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出现的失误，只要不涉及违法违规、未谋取私利、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就不应追究责任，要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高校应培育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尊重教师的多元化职业选择，将参与产业创新视为学术贡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