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发布以来，我国新型智库建设进入蓬勃发展期，国家高端智库“领头雁”的示范效应日益显现，逐渐形成各级各类新型智库协同发展的“雨林效应”。十年来，各地方结合国家政策引领和自身区域特色，陆续出台了多项加强地方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并集聚优势资源着力建设了一批地方高端智库或重点智库，在咨政建言、服务决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提高地方和中央重大决策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助手。各地方在探索新型智库建设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党政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研院所和企业、社会智库等多属性组织机构组成的地方新型智库体系，已成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高端智库实现了有效互补。面向未来，需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新型智库在服务地方和国家战略决策方面的重要作用，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地方新型智库成为地方“软实力”的重要载体
地方新型智库是“新型”和“特色”的统一，是立足地方，以纾解地方难题、提升地方治理能力、服务地方政府决策为重点，基于地方现实、发展经验和问题为中央建言献策，既能够积极对接市场，又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研究咨询机构。
地方新型智库成为地方政府等主体的智力支持和决策参考机构。地方新型智库坚持问题和应用导向，突出地方发展特点，重点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提供符合地方特色的解决方案，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地方新型智库承担启迪民智、舆论引导和公共外交等多重功能。地方新型智库在阐释党的理论、解读公共政策、研判社会舆情、引导社会舆论、疏导公众情绪等方面具有宣传引导功能。地方新型智库通过对外交流，瞄准地方发展经验，在国际上讲好“中国故事”和“地方故事”，还具有地方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功能定位。
地方新型智库承担有效对接“立地”和“顶天”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地方新型智库围绕地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建言献策，起到了“立地”的咨政辅政作用；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新型智库基于地方经验为中央建言献策，推动地方发展战略上升至国家层面战略，起到了“顶天”作用。
地方新型智库成为服务国家总体战略、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重要主体
目前，类型多样、全面发展的地方新型智库体系逐渐形成，数量稳步上升，涌现出一批高质量成果产出，对地方和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还发挥了服务“二轨”外交的独特作用。
一是智库建设认识得到深化，认同感进一步提升。各地政府对智库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显著提升，智库工作逐渐从自发性、临时性的咨询服务转变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化的工作机制，各类研究机构加快向智库转型，加入决策研究咨询行列。公众对智库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地方新型智库能够真正掌握民意实情，凸显智库的地方优势。
二是智库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智库数量迅速增长。随着认识的深化，很多地方政府开始将智库建设纳入正式的工作议程，出台了智库建设的专项规划和实施方案，设立了专门的智库管理机构（一般由宣传部、决咨委或社科联等部门牵头），推动智库与地方政府长期合作，例如北京、江苏、浙江分别出台的《关于加强首都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江苏新型智库建设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新型智库建设管理办法》等。各地还遴选了一批以省级重点建设智库、省级培育智库为代表的机构为地方重点提供决策支持，对智库建设给予经费资助，并纷纷组建智库联盟加强智库协作。如，湖南省在2015年就确立了首批7家省级重点智库，广东省在2017年发布首批15家重点智库，上海市在2020年设立15家首批重点智库和10家重点培育智库。同时，各地还建立了以绩效考评为导向的新型智库运行奖励机制，激发智库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积极性。
三是智库总结提炼地方经验，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地方新型智库通过深入调研和研究，总结提炼地方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不仅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还为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智力支持。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长期专注于深港合作与港澳研究，在2014年就已提出湾区经济发展理念，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实施提出了许多建议，还参加了香港特区政府特首政策组为深港合作建言献策。自2020年以来，成渝两地陆续成立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智库联盟、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智库联盟、西部陆海新通道智库联盟等多个智库联盟，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国家战略，为国家战略走深走实提供智力支持。
四是智库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公共外交作用突出。地方新型智库立足区域资源的研究优势，加强国际比较研究，利用与国外建立的“友好城市”或“友好省份”关系，选择与当地发展规模相似、研究方向相近的国外智库作为重点对接对象，深化“点对点”“片对片”的国际合作模式，发挥了地方新型智库在公共外交和文化与价值观传播中的重要作用。例如，全球化智库、国观智库、中国南海研究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等智库围绕国际和区域内的难点和热点问题，积极与国际智库开展合作，通过举办高层智库论坛、开展项目合作、访问交流等方式，加强思想碰撞和对话交流，推动建立“以合致和”的新型国际关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在2024年实地访问了美国芝加哥外交事务委员会、韩国发展研究院、沙特海湾研究中心、马来西亚亚太战略研究院等15家国际智库，围绕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区域经贸合作、“一带一路”合作等主题展开对话与沟通，为助力中国经济发展和大国外交提供了具有价值的参考建议。
统筹地方新型智库发展，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展现地方作为
地方新型智库的根本价值在于服务地方科学决策，近年来在国家和地方的引领下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不同层次的制约问题，包括缺少统筹协调机制、咨政建言和服务决策的影响力不足、面临巨大的服务中央“梗阻”、人才体系机制建设有待完善等，需要系统革新，深入推动地方新型智库科学化发展。面向未来，地方新型智库建设要高点站位，既要立足地方、接地气，更要放眼全球、谋全局，成为地方离不开的重要“思想库”“智囊团”。
一是出台政策引导地方新型智库围绕大局开展工作。未来地方新型智库应更加注重大局意识，既“顶天”又“立地”，既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又结合地方发展实际，把为国家部委、地方政府、社会和国际等方面的研究咨询工作中获得的大量鲜活的实际案例，提炼为国家政策的建议，推动地方开展服务国家战略的创新实践。为此，地方政府应为地方新型智库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打造规范化、现代化的地方新型智库运行机制，健全完善智库人才评价与激励制度、经费管理机制等，推动智库与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深度合作，形成协同发展的智力支持体系。
二是总结地方发展路径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制定实施。以试点的方式，采取“地方试点—中央总结—地方推广”的路径，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政策创新实践协同互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政策创新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国建设现代化创新型国家的特色。地方新型智库在过去十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和研究成果，应积极开展案例研究，总结提炼地方实践创新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争取国家战略和发展经验在更多地方得到复制和推广。同时，在国家政策落地过程中，地方新型智库要发挥政策的“追踪器”“诊断器”功能，对基层政策实践的现实资料加以整理、分析和提炼总结，发现新问题和新情况，验证和反馈国家政策的落地实施情况，填补政策观察的“盲点”，为政策调试或制订新政策提供支撑。
三是健全地方新型智库与中央供需对接和联系机制。应加快完善地方新型智库成果报送中央的渠道，确保地方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时、准确地传递到中央决策层，为中央政策制定提供来自基层的真实反馈。同时，发挥地方的国家高端智库作用，可考虑在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设立联系机制，在智库建设、供需对接、学术交流、联合研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形成中宣部社科工作办和地方部门统筹、国家高端智库协同、地方新型智库为主体的格局。
四是鼓励地方新型智库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地方新型智库将在国际合作和公共外交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十年建设中，应充分发挥地缘优势，研究地方如何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推动地方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例如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多年参与非洲、东南亚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特殊经济区规划咨询，积极推动“互惠工业化”。建议地方新型智库结合地方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推动地方与沿线国家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同时，通过国际会议、合作研究等方式，创新咨政成果的对外传播方式，采用贴近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讲好地方的中国故事，增进海外各界人士对中国的了解。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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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磊
